第十二章 年味

    冬日夜来早。在“老寒”家举行的“分岁”会议已经开始了，村民们全都坐着或者蹲在那里。阿龙手上拿张纸片站在那里滔滔不绝的讲着。先讲了国际国内形势，接着就是强调阶级斗争。但是不管他怎么讲村民们全都低着头，抽烟的抽烟，说话的说话，打瞌睡的还是在那打瞌睡。知青们更不把阿龙当回事了，围在一堆胡吹乱侃的。阿龙环顾了一下四周，清了清嗓子。

    阿龙：“下面我宣布各户的‘分岁’情况。”

    一听到这，村民们全都抬起了头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阿龙以及他手上的那张纸片。

    阿龙照着手中的纸片，一一念着户主名称、工分数以及“分岁”。我穿着刚刚烘干了的棉袄棉裤躲在大门外，竖着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。

    阿龙：“老巴子，工分……‘分岁数’89块。”

    “张根子，工分……‘分岁数’92块。”

    “吴树山，工分……‘分岁数’121块。”

    一听到这，我立马直起身子向家里跑去，我这是要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母亲。全家人，不，是我父母和三个姐姐还有大哥辛苦劳动了一年，家里终于有了121块钱的收入。可别小瞧这121块钱，因为大姐已经出嫁，家中父母和三个姐姐五个人都是整劳动力。大哥心智不全不能念书了，小小年纪也得出来干活，只是他只能参加队里的一些简单的劳动，最多算半个劳动力，这么多人劳动一年下来才有了这121块的收入。但是像我大伯家就更不行了，他们家只有大伯、大伯母、一个堂哥三人劳动，另外三个孩子年幼，他家的“分岁”年年都是负数，因为这一年中他的家里需要花钱时都要向队长提前预支赊账，在年底“分岁”时是要从中扣除的。

    我跑进家门时，母亲还在刷锅洗碗。我一把抓住妈妈的围裙，低声地、神秘的说：“121”。

    我母亲没听明白，问道：“说的什么呀？”

    “还没听明白吗？”

    “没有。”

    “今年我们家‘分岁’121块钱。”

    我妈妈轻轻一叹，“哦”。听到妈妈的叹息，我有点不明白，妈妈这是感觉121块钱是多还是少呢？

    我母亲没上过学，不识字，就是个农村妇女，但是有时还真的让我佩服。平时很少看到她生气上火，我在外面遇到什么恼人的事，和她一说，以为她也会着急，可她却总是风轻云淡的。后来我慢慢才明白，并不是她有什么宽阔的胸怀，而是见过了太多的风浪。至于这“分岁”的多与少，对她来说就是数字而已。多则多用，多也不会多到哪里去。少则少花，再少也能勉强一家老小吃饱了肚皮，日子还是那样一天推着一天走的。

    不知不觉到了腊月二十四了。中国之大导致各地习俗不同，就连小年的日子也分南北。北方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，而南方则是腊月二十四。与北方只要是逢年过节都是吃饺子不同，南方光过年这几日的饮食都会让北方人眼花缭乱。腊月二十四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煮糯米饭。大年三十早晨肉汤粉丝，晚上团圆饭，新年的零点和初一早晨是汤圆，初二是煎糯米饭，初五早晨是镘头……煮糯米饭时还要适当多加些水，目的就是要把米饭做焦糊在锅底，这样饭后锅底里就会铲出大块大块的锅巴来。然后趁着还有些软热时，把锅巴折叠成小小的包袱样，用绳子捆起来吊到高高的房梁上。这些锅巴将在接下来的夏天，田间劳动十分劳累辛苦时加到稀饭里去增加一点劲道。

    一下午，村里的孩子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地做游戏，那是因为有了比游戏更有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情了。中午饭后村里就不时地传出“嘭、嘭”的响声，原来来了个爆米花的人。按照过去的记忆，爆米花的来了，年就近了，年味也渐渐地浓了。

    我母亲听到响声后，连忙舀了半勺大米，中间还加了些玉米粒，又给了我一角钱，就交给了我这个去爆米花的任务。

    我母亲说：“志强，你去爆米花吧。”

    我特别愿意做这些事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玩，而且一旦爆好了，自己总还能先吃为快吧。那时的我根本不在乎能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只要能比别人先吃上一口那就美美的了。

    村口的大槐树下，一个爆米花炉子旁已经聚集了不少人。他们的手上都端着一个装着大米、玉米的大小不一的簸箕和盆子，大家说说笑笑很有秩序地排着队。爆米花的是个中年男人，头上歪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帽子，两边的护耳一个卷着一个放着。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，棉袄上有几处破洞，里面的棉絮都露出来了，粘上了满满的黑烟和油污。拦腰还系着一根细细的草绳，脸上除了两只眼睛其他的部位已经全被黑烟遮盖住了。这个装扮有点像电影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那个土匪联络官栾平，可栾平的脸上比他可要干净多了。爆米花的炉子长得有点怪异，圆圆的身子上长着一副不对称的犄角。其实圆圆的身子就是个密闭的炉膛，里面装着大米、玉米等在炭火上烤着。为了防止局部烤焦，爆米花师傅的一只手拉着风箱，另一只手则是不停地转动着炉膛。等到师傅感觉到一锅烤得差不多了，就会站直身子，用一个... 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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