心忡忡,母亲则是凶狠狠地盯着我。
我感觉自己可能是他们的一个大失望,一个本不该来到这世上的无法处理的事件。
4
父亲在堂屋裹叶子烟,坐在一张矮木凳上,叶子烟摊在稍高些的方凳上。方凳的红漆掉得只剩几个斑点,凳面有个小方块,嵌镶着四块瓷砖,中心是朵红花。这样一个讲究的凳子不知从哪儿来的。他熟练地裹烟。堂屋里光线暗淡,但他不需看见。他眉毛不黑,但很长,脸上骨骼突出,眼神发亮,视力却差到极点,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他很少笑,我从未见过他笑出声,也从未见他掉过泪。成年后我才觉得父亲如此性格,一定累积了无数人生经历。他是最能保守秘密的人,也是家里我最不了解的人。
我放学回家,见房门紧闩,里面传来洗澡的水声。
“是你妈回来了,”父亲说,极浓的浙江口音,“饿了没有?”他掉过头来问。
我说,“没有。”
我把书包挂在墙钉上。
父亲说,“饿了的话,先吃点填肚子。”
“等五哥和四姐他们回来。”我说。听着房门里的洗澡声,我突然不安起来。
母亲一直在外面做临时工,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,干体力活挣钱养活这个家。四人抬的氧气瓶,过跳板时只能两人扛过去。她抢着做这事,有一次一脚踩滑掉进江里,还紧抱氧气瓶不放。被救上岸,第一句话就说:“我还能抬。”
她不是想做劳动模范,而是怕失去工作,临时工随时都可能被开掉。她抬河沙,挑瓦和水泥。有次刚建好的药厂砌锅炉运耐火砖,母亲赶去了。那时还没我,正是大饥荒开始时,母亲饿得瘦骨嶙峋。耐火砖又厚又重,担子两头各四块,从江边挑到山上,这段路空手走也需五十分钟。一天干下来,工钱不到两元。另外两个女工,每人一头只放了两块砖,又累又饿,再也迈不开步,就悄悄把砖扔进路边的水塘里。被人看见告发了,当即被开除。
不久母亲得罪本地段居民委员,失去了打临时工的证明,只得去求另一段的居民委员介绍工作。
那里的居民委员是个好心人,对母亲说:有个运输班班,都是些管制分子,你怕不怕?母亲赶紧说不怕。所以和母亲在一起工作的尽是些“群众监管”有历史或现行政治问题的人,没人肯去干的活,才轮到这批人去干。
母亲随整个运输班班转到离家很远的白沙沱造船厂,下体力活,汗流浃背,和男人一样吼着号子,迈着一样的步子,抬筑地基的条石,修船的大钢板。她又一次落到江里,差点连命都搭上了,人工呼吸急救,倒出一肚子脏臭的江水。
做了十多年苦力后,心脏病,贫血转高血压,风湿关节炎,腰伤,一身都是病。在我上初中时,才换了工种,在造船厂里烧老虎灶。算是轻活,烧全天。半夜里把煤火封好,凌晨四点把火启开,捅煤灰,添新煤旺炉火,让五点上早班的人可打到滚烫的开水。
她住在厂里女工集体宿舍,周末才回家。回家通常吃完饭倒头就睡。哪怕我讨好她,给她端去洗脸水,她也没好声好气。
卷起她的衣服擦背,她左右肩膀抬杠子生起肉疱,像骆驼背,两头高,中间低,正好稳当放杠子,是杠子的肉垫。擦到正面,乳房如两个干瘪的布袋垂挂在胸前,无用该扔掉的皮叠在肚子上。等不到我重新拧干一把毛巾,她就躺在床上睡着了。她的右手垂落在床档头,双腿不雅观地张开。房间里响着她的鼾声,跟猪一样,还流口水。我把她垂下的手放回床上,厌恶地把脸掉转到一边去。
母亲在外工作,病休的父亲承担了全部的家务,到晚上天黑,他眼睛看不见,依然能摸着洗衣做饭。我生下后全是父亲把我带大。
星期六,我和四姐天麻麻亮就去肉店排队,全家肉票加起来,割半斤肉。做成香喷喷的一碗,眼睁睁盼到天黑母亲回家。母亲还不领情,挥挥筷子,绕过肉不吃。父亲有次火了,拍桌子,搁了碗筷。他们两人你来我去,然后把我们轰出门,关门吵架,争得越来越激烈,声音却明显放低,很怕我们听明白似的。我认为母亲是到父亲身上撒气,心里更对她窝一肚子火。
母亲很少带我们出门,不管是上街还是走亲戚。母亲岁数越大,脾气越变越怪,不时有难以入耳的话从她嘴里钻出来。粗话,下流话,市井下层各路各套的,点明祖宗生殖器官的骂法,我从小听惯了。但这是我的母亲,她一说粗话脏字,我就浑身上下不自在。
我左眼右眼挑母亲的毛病:她在家做事放东西的声音极重,经常把泡菜坛子的水洒在地上;她关门砰的一声,把阁楼都要腾翻的架势;她说话声音高到像骂人,这些我都受不了。
我当面背后都不愿多叫她一声妈妈,我和她都很难朝对方露出一个笑容。
我总禁不住地想:十八年前,当母亲生我养我时,更明白说,十九年前时,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,怀上了我?
打我有记忆起,就从未见到我的母亲美丽过,甚至好看过。
或许是我自己,故意抹去记忆里她可能受看的形象。我看着她一步一步变成现在这么个一身病痛的女人,坏牙,补牙,牙齿掉得差不多。眼泡浮肿,眼睛混浊无神,眯成一条缝,她透过这缝看人,总认错人。她头发稀疏,枯草般理不顺,一个劲儿掉,几天不见便多了一缕白发,经常扣顶烂草帽才能遮住。她的身体好像被重物压得渐渐变矮,因为背驼,更显得短而臃肿,上重下轻。走路一瘸一拐,像有铅垫在鞋底。因为下力太重,母亲的腿逐渐变粗,脚趾张开,脚掌踩着尖石碴也不会流血,长年泡在泥水中,湿气使她深受其苦。
唯有一次,早晨刚醒来,我听见母亲趿着的木板拖鞋,在石阶上发出好听的声音。她从天井走到院外石阶上,打着一把油纸伞,天上正飘着细雨。我突然想她也有过,必然有过丝绸一样的皮肤,一张年轻柔润的脸。
我慢慢地明白了,母亲为什么不愿照镜子。她曾向三个姐姐抱怨,说家里一面像样的镜子都没有。谁也没搭这个茬儿,看来,她们比我还知道母亲实际上讨厌镜子。
在母亲与我之间,岁月砌了一堵墙。看着这堵墙长起草丛灌木,越长越高,我和母亲都不知怎么办才好。其实这堵墙脆而薄,一动心就可以推开,但我就是没有想到去推。只有一两次我看到过母亲温柔的目光,好像我不再是一个多余物。这时,母亲的真心,似乎伸手可及,可惜这目光只是一闪而逝。
只有到我十八岁这年,我才逐渐看清了过往岁月的面貌。
5
房门打开了,洗完澡的母亲对我说:“六六,你把倒水桶给我提来。”她穿了件自己缝的和尚领无袖衫,裤子短到膝盖,脚上还是一双旧木板拖鞋。
母亲和我一起端起洗澡用的大木盆,往木桶里倒洗得混浊的水。母亲说大姐不是今晚就是明天,应该到家了。
我故意说:“你等不到她,她准是骗你的。”
“不会的,”母亲肯定地说,“她信上说要回来就得回来。”
提起大姐,母亲的脸变得柔和多了,我瞥了她一眼,一不小心,水淌在三合土地上。她骂道:“好生点嘛!叫你做事,你就三神不挂二神。”
我提着满满一桶水,迈过门槛。“别倒掉,隔一阵,你得拖楼上的地板。”母亲在房里大声武气地说。
水金贵,一是水费高,二是常停自来水。几百户人家,共用一个在中学街后的自来水管。排队不说,那水总黄澄澄的,如果下江边去担江水,汗流浃背地挑上来,还得用明矾或漂白粉澄清消毒,做饭菜有一股铁锈味。除非断了自来水,平日江水只拿来洗衣拖地板。
每家地小,仅容得下一个不大的水缸,还只能放在公用厨房里,一整家人用,再多的水也不够。男人都下河洗澡,懒得下坡爬坡的人就在天井的石坎上放一盆水,身上只剩裤衩。反正这里的男人,夏季整个白天也只穿裤衩,打光背。
讲点脸面的男人夜里洗,大部分男人不讲脸面,光天化日下照洗不误,一盆水从头浇到脚,白裤衩被水一淋,黑的白的暴露无遗。我是个小女孩时,就太明白不过男人有那么个东西,既丑恶又无耻地吊在外面,我到厨房去取东西或往天井水洞倒脏水,就看见天井站着一排男人,老的,少的,白肉生生,一个紧挨一个,挤在唯一必经的过道边上,他们甚至当众在天井的水洞里解小便。
绵长的夏天,经常一个月不下一滴雨。长江开始涨水,上游的水仿佛来得慢,一旦到了旺水季,一夜间便会淹没上百米宽的泥滩。这城市之热,没住过的人,不可能明白:从心烧,贴着皮肤的毛孔,火苗般一丝丝地烤。没有风,有风也是火上加热,像在蒸笼里,紧压着让你喘不出气。
家里女人洗澡,男人得出去,到街上混,待到家里女人们一个个洗完了,才怏怏回家。女人放好木盆倒上水,掺一丁点热水,然后闩好房门,快快脱了衣服,洗得紧张,动作飞速:身上擦一遍水,打一点肥皂,用水冲一下,就算洗过了。
我们家有五个女人,时间来不及,就不能一个一个洗,有时几姐妹得一起钻进房里。我受不了赤裸的身子被人看见,哪怕姐姐或母亲也不行。我经常等到最后,端一盆冷水钻进房内,闩上门,擦洗身体。家里人认为我有怪癖,一家老小共有的一间房间被一个人独占,谁也不会高兴。
这是夏天。天稍稍凉快一点,洗澡就更不方便——没那么多热水,又上不起付几角钱的公共浴室。不方便就少洗不洗。干活的人一走近,就可闻到一股汗臭,街上每个角落钻出的许多气味,又增加了一种。
冬天的冷,跟夏天的热,同样是难忍,这里从来没暖气,也没取暖的燃料。人们只能用玻璃瓶装热水,暖暖手,一家人围在煮饭的炉子边,有时干脆蜷缩在被窝里。夜里睡觉,把能穿上的衣服,都套在身上,躲进被窝,手脚冰冷,到半夜也暖和不过来。我的手难得有个冬天不生冻疮,手指不像胡萝卜。
我把拖把放入水桶,右手提着水桶,用手臂扶着拖把的杆,身子倾斜着小心翼翼,走到堂屋左侧的楼梯前,右手换到左手,右手抓住咯吱响的楼梯扶手,准备上阁楼去。
“你别忙着去拖地嘛,炊壶里还有热水。”母亲不高兴的声音,冲着我的耳朵,“你先洗澡,等会儿洗不成。”
母亲一会儿要我这样,一会儿要我那样。我搁下水桶,沉着脸,站在楼梯前不动。
她在扫洒在地上的洗澡水,把扫帚拿在堂屋干的地方舞了几下,扫帚上残留的水被干的地吸去不少。
父亲抬起头,示意我按母亲的意思办,先洗澡。
我只得听父亲的,取了脸盆去厨房倒来壶里的热水,关上房门,脱光衣服准备洗澡。看着自己汗渍渍赤裸的身体,闻到自己腋下的汗味,我觉得恶心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