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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说说。”梁一飞问。
“永城科技,沈复你知道吗?”潘觉问。
“知道啊。”梁一飞点点头。
要说93年的风云人物,永城沈复绝对算是一线之流。
这人最初是一个技术员,发明了一种可以调节发动机功率的设备,实现让发动机小马拉大车,这项发明在钓鱼台国宾馆通过了国家科技鉴定,并且受到国家计委的一位领导首肯,大放光彩。
可惜,沈复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投入生产,银行贷款也下不来,只能进行民间融资。
南巡之后,全国老百姓投资热情极其高涨,但凡有新奇的项目就不愁找不到资金,但由于银行金融管制,私营企业贷款有难度,所以民间融资更加火上一层楼,利息跟着水涨船高。
在沿海很多地方,民间拆借资金的年利息基本超过15%,银行利率超过了12%。
只要有本金,根本不愁赚钱,很多大公司甚至都不做买卖,上亿的资金,拆借出去就起码有20%的收益,还用自己费什么心?
华强厂工人们愿意拿着一万多块钱下岗,也是基于此,现在市场上钱生钱太容易,一万块钱借出去,一年最少都有上千的利息收入,稍微认识点人,有点关系,一万块钱一年吃两千利息轻轻松松。
沈复的专利是受到国家认可并且有大领导当面表扬,用于机械工业生产,无论是市场前景,还是政策支持,都是稳得不能再稳的优质项目,民间融资非常容易,广告前一天刊出,第二天公司的门口就排了长龙。
仅20天,就集资2000万,从一个小技术员、小老板,一跃成为千万级别的富豪,充分的印证了这个‘只有想不到,没有做不到’的奇迹时代。
如果从这个时候开始,沈复就把精力投入到科技研发上,那么他的未来,甚至中国电力产业的未来,也许都会有一番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问题是,资本和实业,即是骨肉相连相互支持,又是相互毒害,一旦尝到了资本的甜头,很少有人能安下心来,认认真真的做实业。
尝过甜头的沈复走上了一条以实业、技术为噱头,非法融资为真实目的,或者说,靠着融资来实现企业发展的邪路。
三千块钱就能入股,每一季度结算,年补偿率达24%,比银行当时的储蓄利率高出一倍,在全国17个城市开展了类公开集资,永城公司半年之内席卷全国,它很快成为当年最炙手可热的高科技企业。
到了93年初,一年多时间,永城公司集资额度已经超过了10个亿,其中个人集资占据总额的93%。
但是这些钱,他用来做什么呢?
不是生产研发,而是扩大集资队伍,先后设立20多个分公司和100多个分支机构,雇用职员数千人,主要的业务就是登广告、炒新闻,花费数千万进行公关,高价聘请数百个担任过司局长的离休老干部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,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。
铺天盖地的集资风暴最终引起了国家最高层的关注,决策人意识到,如果“永城模式”被广泛效仿,会形成一个庞大而畸形,并且缺乏控制的金融流通圈,即直接影响国家金融管制政策,也会导致大量资金流入非生产领域,广大投资人权益受损。
今年年初,永城举办‘十亿庆功酒会’的时候,收到了人民银行的通报,要求其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。
已经膨胀的沈复此时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局势认识,认为上到高层,中到上百位老干部,下到数十万集资民众的‘撑腰’,他具备了与国家博弈的能力,做出了两个惊世骇俗的决定。
第一,当即宣布状告人民银行行长,索赔上亿;
第二,宣将投资者的年利息由24%提高至48%。
上半年,沈复、永城、集资,这三个字,几乎占据了金融消息的半壁江山。
潘觉准备撰稿声讨沈复和永城。
对这件事的入手角度,潘觉有点迷茫。
现在声讨沈复的人很多,但是角度都差不多,主要就是说他违反国家政策;
也有支持他的声音。
有那么一部分人认为,企业和政府不一样,追逐利润是商人的天性,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,企业就可以用各种手段攫取利润,政府不应该用行政手段干涉。
在改革开放,南巡之后这段时期,由于摸着石头过河,各种声音都存在,很多事没有定论。
潘觉觉得要批判,就要从支持他的那些声音入手批判,有理有据,千篇一律的扣大帽子、发战斗檄文没意思。
但这就需要很专业的知识了,对于经济的理解,企业、企业家的理解,他远不如梁一飞,所以想从梁一飞这里征求意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