胖警察顿了一下,问道:“衣服里呢?”
我母亲一脸的不明白,说:“衣服里?也没别的呀。”
“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衣服里面吗?”
我父亲在一旁生气了,问道:“你们是什么人呀?居然还要看女人的衣服里面?”
胖警察:“你冷静点,我们在这问话呢。我告诉你,没让你说话时,你不准插话,明白吗?”
“不明白。”
“要是做不到,那就要请你到外面去。”
不得已,我父亲小声的嘟囔着说:“能。”
“这就好,大嫂子,我们继续。”
“你问吧。”
“我们就是想知道你衣服里到底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。”
“别的?”我母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,说道:“有,衣服里还有烧饼。”
“烧饼,能让我们看看吗?”
“能呀,烧饼有什么好看的?”
我母亲撩起衣服,里面露出了一个个缝在衣服里的烧饼,她还要扽下一个给警察吃,说:“你们也尝尝,加了好多芝麻,香着呢。”
胖警察连忙摆手说:“不用,谢谢,谢谢。我们是人民警察,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。那么这些烧饼是哪来的?”
我母亲一听有点急了,说:“哪来的?这可不是偷的。”
“没说你是偷的,你说说哪来的呢?”
“这是我家大嫂子和小妹给我们烙的。”
“在家自己烙的?”
“是呀。”
“烙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呢?”
“看你说的,路上吃呀,还能干啥?”
“吃得了吗?”
“还吃得了?这么多人呢,”我母亲手指着身边围绕着的几个孩子说:“你看这好几张嘴呢。”
胖警察接着问道:“为什么要缝在衣服上?”
我母亲捂嘴一乐,说:“这也是我大嫂小妹想出来的主意。”
“什么意思?”
“吃起来方便嘛。孩子小,谁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饿要吃啊?缝在衣服上,只要她们叫饿了我就给她们扽下一个,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?”我母亲边说还边比划着。
“真有你们的,吃不了的烧饼你们准备怎么办?”
“一家六张嘴呢,多少烧饼吃不完的?只有不够吃的。”
“没想过出去卖掉一点吗?”
我母亲摇摇头,说:“没想过。再说我们迁回龙城后干什么,能不能找到工作还不清楚,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在哪,谁还惦记着出去卖呢?”
胖警察继续问着:“做烧饼的这些白面哪来的?”
“是我小妹带来的。”
“看这么些烧饼就知道白面可不少呢。”
“是呀,是不少,一共带过来半布口袋。”
“你那小妹家应该还有不少吧?”
“可能吗,就这些也都是我哥嫂和小妹平时省着吃攒下来的。”
“是这样吗?”
“是啊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?”
“我问她了呀,我还让她少烙点烧饼,把面倒点回去,怎么着想吃口面条了,也能有面擀呀。”
“就这么省着,能省这么多吗?”
“他们都是工人,不省还能咋的?等着西北风吹过来,哪有这好事?”
“你说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吗?”
“嗯,个个都是工人。”
“都在哪里做事?”
“我大阿哥在木制品厂,还是厂里的小组长,大阿姐在国棉六厂,我小妹是造船厂的,她们厂子造的船可大可大了。”
胖警察看看瘦警察,然后像似自言自语,又像似在问我母亲。他说:“哦,你大哥当组长,其他人都是国营厂的应该没问题。那你们之前在上海是做什么的?”
我母亲指着自己,说:“你是问我吗?”
“嗯,当然也问他。”胖警察又指了指我父亲。
“你看这四个孩子呢,我一个人带着还能做什么?”
“你是家庭妇女?”
“我不懂你说的这个是什么,我就是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的女人。”
“他呢?”
“他是……”我母亲刚要说就被胖警察打断了,“让他自己说。”
因为旅途疲劳,我父亲站在一旁已经打上瞌睡了,没有听到胖警察的话。见我父亲没有应声,瘦警察用笔敲敲桌子,抬眼看着我父亲,说道:“哎哎,醒醒,还在这睡上了。问你话呢,你在上海是做什么的?”
我父亲似醒非醒、有气无力的说道:“黄埔江木工厂。”
胖警察:“是工人?”
我父亲:“嗯,还是厂里的小组长。”
胖警察:“你还是小组长?”
“嗯,我们是国营厂。”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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