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连作坊、房舍都会一应损毁。那段日子,我爷爷与老东家以及其他几个伙计们一起负责这段院坝,没日没夜吃喝都在暴雨中的院坝上。他们一边向外舀水,一边还要随时监视着水情。有一天院坝一侧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管涌,是我爷爷第一个发现,又是第一个跳进浑浊的泥水中,一个猛子扎了下去,先是用身体紧紧地堵在洞口,为及时堵住管涌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后来又连续忙活了一天一夜,终于保住了堤坝,保住了奶奶家的产业。这次水灾,整个龙城损失惨重,可只有我奶奶家有惊无险、毫发未损,不仅作坊照常开工,就连院坝里的庄稼秋后还都获得了好收成。过后老东家多次说过,在这场水灾中,他的这份家业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全,我爷爷功不可没。老东家本想划出些土地给我爷爷,可我爷爷坚决不收。最后还是老东家拍板做主,就这样老东家的掌上明珠、那个当时只有17岁的唯一一个女儿后来成了我奶奶。
抗战时,驻龙城日军占用了我奶奶家的土地,在那修建了一排别墅,其中以琼花别墅最为豪华壮观,当年能够进出入住琼花别墅的都是达官显贵。日本人投降后,前来龙城接收的国民党大员占上了这里,琼花别墅又成了军官俱乐部,成了他们纸醉金迷、寻欢作乐的风月场。只可惜在解放龙城的战斗中,国民党守军妄图依托琼华别墅坚固的建筑负隅顽抗。经过三天两夜的激战,别墅内的守军全部阵亡,别墅也遭到了重大毁损,担负攻击任务的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。之后已经成了一座废墟的琼花别墅被拆掉了,周围的土地建成了工厂和农田,只是“百步桥”头一处闲置的房产,还是登记在了我奶奶家人的名下,现在这座房产即将成为我家从上海返乡之后的首个落脚之处。
为了多挣几个钱,临行前我父亲照常上班,每天还是和我大舅搭伴拉大据,但小组长的事体他已经不再过问。这几天,大舅妈和小姨几乎每天都要来到万福里,帮助我母亲收拾行李捆扎包装。早前几日我大舅联系了帮船,这样可以让我全家坐船直达龙城。但由于近期没有船期,而我父亲又是一日也不愿在上海多待了。不得已,他们只能是坐长途车直达镇江,然后摆渡过江到扬州再回龙城。这样一来,很多东西就不能随身带走了。其实家里几乎也没有什么值得带走的东西,只是即使贫穷也得生活,平常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一样也不能少。
今天大舅妈和小姨前后脚又来到我家,小姨手里还拎着一个灰布口袋,我母亲接过来问道:“小娣,你带来的是什么呀?”
我小姨:“姐,这里面是白面。”
“带白面过来干什么?”
“今天我和大阿姐过来给你们烙饼,这样你们一路上不就有吃的了吗?”
“白面多精贵呀,给我们烙了烧饼,你们吃什么呀?”
“吃什么,不吃呗。”
“那哪行,别全烙饼了,你们留下一点吧。”
说着我母亲就取来一个瓷盆要从灰布口袋里倒出一些面粉出来。我小姨一把抢过布口袋,说道:“大姐,算了吧,别倒了,就这么点,还是和大阿姐他们一起从嘴里省出来的呢。再分还哪有多少呀,恐怕都不够你们吃到镇江的。”
“够呀,这么多呢,一路上哪吃得了呀?”
“吃不了,你们就到家以后再吃。你们这一回去,还不知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呢,有这么点黄烧饼总能对付对付吧。”说着说着,我小姨哽咽起来。
我大舅妈急忙说道:“行了吧,现在再哭还有什么用呀,开始烙饼吧。”
万福里的弄堂里有好几家烧饼店,烧饼上撒上了芝麻黄灿灿、香喷喷的,但是再好吃的烧饼那也得花钱买啊。现在我家就要回乡了,回乡后的情况一无所知,所以家里的钱哪怕是一分钱也得精打细算的。
忙活了一阵,烧饼烙得差不多了,小姨还在那继续烙着。大舅妈一边搓搓手上的面粉,一边过来问我母亲,她说:“大娣,你回去那天准备穿哪件衣服啊?”
我母亲不解,问道:“大阿姐,我还有几件衣服吗?还不是身上这一件吗。哎,你问这个干什么?”
大舅妈站在那拧着眉头问道:“我想了想,你一个人又要抱孩子还要拿东西,这么些烧饼怎么带?”
“还能怎么带,装进口袋里背着呗。”
大舅妈直摇头,说:“不行,你哪有肩膀再背个包啊。再说放在包里,想吃的时候也不方便,我就想这样。”
“大阿姐,你想怎样?”
“缝在你衣服的衣襟下摆里面,想吃了随手就可以扽一个下来,想吃多少扽多少,这样是不是很方便?”
我母亲一乐,说:“大阿姐,真有你的,亏你想的出来,我看这样挺好。”
在一旁的小姨听到了大舅妈的话,也凑过头来说:“这样好,大姐,你快把衣服脱下来吧,让我和大阿姐给你的衣服里面缝上烧饼。”
我母亲连忙找出针线匣,小姨抢着把线穿过针眼,又把一个个地烧饼递到大舅妈的手上,大舅妈一针一线地开始缝针。不一会,我母亲的衣服下摆处全被缝上了烧饼。我母亲穿在身上试了试,虽然没有叮叮当当,但是就那么支楞着确实也有些怪异。
一个初冬的清晨,上海老北站站北广场,穿着各色衣服的人行色匆匆,此刻来到这里的大多数是要即将坐车远行的人。天空飘着细雨,似送别又似不舍。我大舅和我父亲爬上长途车车顶,取下他们刚刚放上去的所有的行李,用油布纸又严严实实地包裹了一下,然后顺着梯子再次送到长途汽车的车顶上固定起来。